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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31 18:04?出處 綜合中國經濟周刊
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1/4:中國人口占世界20%,水資源量僅占世界6%,人均水資源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中國各省人均水資源不平衡,京津冀缺水,整個華北缺水,西南東南水資源富裕,甚至連西北也比華北水資源更充足。
自然氣候地理條件決定了我國洪旱災害嚴重且多發
聯合國報告顯示,在所有自然災害中,發生次數最多和致死人數最多的災難,不是地震、海嘯或颶風,而是洪水和干旱。因為有喜馬拉雅山這座“亞洲水塔”,再加上季風盛行、河流眾多、人口稠密等因素,致使亞洲成為世界第一洪水重災區,而中國則是全球洪災風險最高的國家之一。同時,中國又面臨嚴重缺水的問題。我國被聯合國列為13個貧水國之一。
人們可能奇怪:既然中國如此缺水,為何洪災卻如此頻繁、如此嚴重呢?答案在于,我國水資源的時空分布極不均衡。
一是水資源空間分布與土地、人口和生產力布局嚴重錯位。長江以北耕地多、水少,而長江以南耕地少、水多。京津冀地區的水資源量僅占全國1%,卻承載著全國2%的耕地、8%的人口和11%的經濟總量,而西南諸河地區的耕地僅占全國1.8%、人口僅占1.5%,卻擁有全國21.6%的水資源。若以人均水資源量計算,中國最為“干渴”的地區并非沙漠廣布的西北,而是華北平原。京津冀的人均水資源量比以色列還要低得多,按國際標準屬于“極度缺水”狀態。
二是降雨量年際差別大,年內分配則相差更為懸殊。我國每年汛期(5月—8月)的降雨量占全年70%以上,本就有限的水資源量中,2/3以上都是威脅人們生命財產的洪水徑流量,而冬春季節枯水又導致農業干旱。洪旱災害頻發,尤以長江、黃河流域嚴重。歷史記載顯示,黃河曾決口泛濫1500多次,平均每3年就有一次決口,每100年就有一次大改道;長江流域毀滅性的洪災平均10年一次,進入20世紀后更加頻繁,1931、1935、1949、1954、1981、1983、1991、1998等年份都出現了大規模的洪災。
江河水患使民生凋敝、經濟衰退。19世紀中期常年游歷中國的一位法國牧師在《中華帝國見聞》中寫道:“毫無疑問,再也沒有一個國家像這個泱泱天朝上國一樣,深陷于如此多災多難周而復始的貧困。沒有哪一年,這個國家不會出現大規模的饑荒。朝不保夕的人們不可計數。只要來一場使一個省糧食歉收的干旱、洪水或其他什么災害,整個人口的三分之二會立馬挨餓。”正因為洪旱災害給中華文明和人口增長造成的破壞遠高于其他自然災害,所以歷代執政者都把興水利、除水害作為治國安邦的大事。
抗御洪旱災害的最根本途徑是提升水資源調控能力
人類要生存、社會要發展,不能靠天吃飯,必須有工程措施來解決天然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的矛盾。在人類掌握筑壩技術以前,只能依賴地形之“巧”,建設以低堰引水為主的水利工程(比如我國的四川都江堰、麗水通濟堰等),水利工程的受益范圍和程度都大大受限。進入20世紀后,鋼筋混凝土的發明和筑壩工程技術不斷進步,才使人類調控水資源的能力發生了巨大的“質的飛躍”。正如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所指出的,“當人們學會了修筑堤壩和水電站的時候,‘江河泛濫、洪水橫流’這一自上古以來就被認為是無法防止、無力抗拒的自然破壞力,變成了人類可以控制、駕馭的力量,并轉而有利于社會(利用水來灌溉田地、取得動力)。而且,這一過程絲毫沒有違反或改變自然規律,反而正是人類對自然規律的掌握和正確運用,依靠科學實現了人與自然和諧。”
縱觀世界發展史,不難發現,任何一個發達國家,若沒有特殊的氣候地理環境形成天然水資源的充足保證,幾乎無一例外都必須依靠水庫大壩蓄水、跨流域調水來解決水資源的供應問題(即把豐水年/豐水期造成災害的洪水蓄存起來,變成枯水年/枯水期的寶貴水資源)。因為目前除了修建水庫大壩,人類還沒有其他手段能從根本上解決天然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的矛盾。所以,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水庫大壩就成為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礎設施,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大江大河上紛紛開始水庫大壩建設,并于六七十年代就基本完成了梯級水電工程開發,從根本上解決了對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至關重要的水資源調控和保障問題。
需要特別強調和澄清的兩個問題是:1.水電開發與水資源調控是密不可分的整體。大型水庫在蓄積水資源的同時也積蓄了大量的勢能,在放水過程中若不把這些能量用來發電,就會對水庫設施和下游邊坡造成巨大傷害。因此,水力發電只是水庫建設的副產品,即使不利用水庫進行發電,也必須建設足夠的蓄水庫。所以,水電開發的意義并非僅僅是發展清潔能源,更重要的是提高水資源調控能力、抗御洪旱災害。2.水庫大壩的本質是蓄豐補枯,目的是儲備水資源,而非消耗和使用。水力發電只是利用水流的落差發電,并未消耗一方水。很多地方出現的河道斷流、濕地萎縮、湖泊干涸,根本原因不是大水庫太多、截斷了河流,恰恰是大水庫太少、蓄水能力太低而導致水資源嚴重供不應求。正如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權威機構不斷強調的,“投資蓄水設施就是投資綠色經濟”“有了足夠的蓄水能力,才能實施生態調度,維護河流的健康生命”。
發達國家均建立了遠高于我國的水資源調控能力
正因為水電開發和水資源調控是密不可分的整體,因此,以人均庫容和水電開發程度為標志的水資源調控能力,在國際上不僅不存在什么“警戒線”,反而是越高越好!發達國家的水電開發程度平均高達80%(英國、瑞士、挪威等甚至高達90%以上),人均庫容高達3184立方米。而我國目前的水電開發程度只有43%,僅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1/2;人均庫容只有746立方米,僅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1/5。
我國與部分典型國家人均庫容水平的巨大差距如下圖所示。由此亦可見,歐美發達國家從未進入什么“拆壩時代”,反而正因為有了充足的水庫庫容,能吸納更多的洪水、抵御更大的干旱,所以從根本上擺脫了洪旱災害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國土面積、地表徑流總量相差不多的中美兩國在水資源調控能力上的巨大差距:中國9.8萬座水庫的總蓄水量僅為9000億立方米,而美國8.3萬座水庫的總蓄水量高達14000億立方米,是中國的1.6倍;美國的大型水庫數量高達8724座,是中國的12倍;美國的人均庫容是4700立方米,是中國的6.3倍!很多人知道中國的水庫數量位居世界第一、三峽是世界最大的水電站,卻不知三峽的庫容量僅在全世界排名第27位(僅是世界前六大水庫的20%左右),我國99%的水庫是水資源調控能力不高的中小型水庫,其中很多還是技術落后的病險水庫。
水庫庫容足夠大,洪水就是資源和財富,反之就是危險和災害。美國、加拿大主要河流的防洪庫容都足夠大,其梯級水庫的調節庫容甚至高達河流年徑流量的100%~200%;而我國洪澇災害最嚴重的長江流域,目前三峽及上游40座梯級水庫的防洪庫容只是河流年徑流量的13%!正因為汛期水量過于集中而調節庫容遠遠不夠,三峽大壩每年都要泄洪多次。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全球氣候變暖,極端天氣事件也會更加頻繁,導致洪旱災害的威脅也將更加嚴重。聯合國預測2030年全球洪災數量將比今天至少增加3倍。所以從2004年起,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權威機構就不斷呼吁:“發達國家已擁有很多基礎設施及大壩,在保障水安全及應對氣候變化的蓄水設施建設上已有良好基礎;而發展中國家限于資金、技術、人力資源等因素,水庫大壩基礎設施還遠遠不足以提供所需的能源及水資源,以支撐其經濟發展,因此建設新壩仍是當務之急。”
“水電妖魔化”嚴重制約著我國水資源調控能力的提升
雖然人類一切活動(攔河筑壩、修路蓋樓、耕地種糧、挖煤采油等)都必然改變自然界的原貌,但國內輿論卻長期存在一個怪象:唯獨水電開發被打上了“破壞生態”的標簽。十幾年來,“水電妖魔化”輿論在社會上大行其道,嚴重影響了公眾對水庫大壩的認知,也干擾了我國水電水利工程建設。比如,“十一五”正是我國電力需求急劇增長的時期,水電開發卻一度停滯長達4年;“十二五”常規水電的開工率只是規劃的一半;“十三五”規劃中常規水電年均增速在所有電源中倒數第一;我國最大戰略水源地、對長江水資源配置具有極重要作用的金沙江龍盤水電站,早在2003年就被列入國務院相關規劃、明確要優先開發,卻一直擱淺至今,等等。
今年南方多省洪水成災,暴露出的根本問題正是多年來“水電妖魔化”造成嚴重后果——我國水資源調控能力太低,然而“水電妖魔化”輿論卻再次把公眾對洪災的關注導入歧途,不斷炒作“以三峽大壩為代表的水電開發破壞了生態環境,人類自然會遭到報復”“應拆掉所有堤壩、釋放自然的大腳”等等。
先天水資源條件比我國好得多的歐美發達國家,比我們提前半個多世紀就完成了本國大江大河的水電開發,并一直享受著水庫大壩讓經濟社會發展免受洪旱災害威脅的紅利。即使2017年2月美國已運行50年的最高大壩——奧利維爾大壩發生安全危機、導致下游20萬民眾緊急撤離時,美國社會也沒有掀起“反壩”輿論,因為人們深知,防洪、供水、灌溉都離不開水庫大壩,需要做的是讓大壩更安全,而不是拆掉大壩。而不斷遭受洪旱災害的我們,在“今年洪峰兇猛已超過1998年,三峽及上游水庫群聯合調度,多次讓中下游躲過滅頂之災”的情況下,相當多的公眾認知卻還在被“水庫大壩破壞生態、水電開發已嚴重過度、三峽大壩遲早要拆”的謬論所羈絆。與歐美發達國家是多么大的鮮明反差!
建設生態文明、培養強大的抗御災害能力,亟須清醒地認識我們的國情和水情,破除“偽環保理念、愚昧生態觀”的干擾。當前亟須明確兩個重大原則問題:
1.洪旱災害是最大、最迫切要解決的生態問題,不考慮人的生命財產安全的“生態保護”是偽環保、偽生態。馬克思主義生態觀不僅強調“人類是自然系統的一部分,必須尊重自然規律”,同時更強調“人類與自然界其他生物不同,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有目的、有計劃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并特別指出修水電站正是人類正確認識和運用自然規律的體現。然而,“保護江河原貌、人類最好啥也別做”等貌似尊重自然的環保理念,只片面強調人類要“敬畏自然”,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截然對立起來;而“拆掉所有堤壩,讓江河自由奔涌”的主張,實質則是讓中國50%的人口、35%的耕地、70%的工農業生產任由洪水吞噬、干旱絕收,回到“靠天吃飯、聽天由命、被動依附自然”的原始和諧狀態,與人類文明完全背道而馳。
2.“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不是等出來的,而是依靠科學技術和艱苦奮斗建設出來的。國內外無數實踐證明:讓江河自由奔涌、人類啥也不做,往往是洪旱災難不斷、社會貧窮落后,用梯級水電開發將反復無常、破壞性的河流束縛住,卻都是國富民強、人水和諧。多瑙河、萊茵河、哥倫比亞河、密西西比河、田納西河等早就完成水電開發的歐美著名大江大河,無一不是風景優美、經濟富庶之地。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的誕生地——中國浙江,更是以其自身巨變,完美詮釋了“科學的水電開發是最重要的民生工程、生態工程”。浙江人均庫容已超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與美國人均庫容水平相當。正因為建立了強大的水資源調控能力,浙江才從根本上改變了洪旱災害頻發的威脅,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才有了基礎保障。
洪旱災害是世界上破壞性最大的自然災害,在中國尤甚。要從根本上克服先天不利的氣候地理條件、擺脫洪旱災害對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威脅,亟須盡快提升我國水資源調控能力。
在復雜國際環境下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加快水電水利建設正當其時。這也是我們真正貫徹落實生態文明建設“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生態惠民、生態利民、生態為民”方針的應有之舉。
小編所在的永嘉楠溪江獅子巖附近沿江村莊,是浙江水資源特別豐富的溫州,又處在溫州水資源最好,水質最好的楠溪江,感覺不到缺水、干旱是什么樣子,京津冀那么缺水,但那里的人生活的還是那么好,當然水質是沒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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