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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2 17:37?出處 南方網
深圳不再歡迎你,深圳警方“百日行動”清理農民工群體。深圳警方稱經過“百日行動”的排查清理,目前已有8萬余名治安高危人員受到震懾主動離開深圳。從7年前的“梳理行動”,到3年前的“城中村”整治,再到“百日行動”,這座城市已經不再歡迎進城的農民群體和“問題人士”。
2011年4月22日下午四點,在深圳羅湖聯城美園小區,執行檢查任務的警犬開始撤離。
2011年4月22日,深圳一小區里,兩名警察在檢查安全。
每個城市的入口,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某某城市歡迎你,這種情況在深圳卻沒有了,深圳不再歡迎你,深圳大規模清理農民工群體,深圳不在需要農民工和治安高危人群。這個高科技城市,確實農民工在這里沒有用處,只會增加城市管理壓力,深圳清理農民工出城,在全國還是第一城市。
南都周刊記者_曾向榮 實習記者_曾明瑞 深圳報道 攝影_趙炎雄
跟出租屋綜合管理員以及派出所警員打交道多了,譚軍(化名)對“治安高危人員”的稱呼已不陌生。每當有新房客上門,他就要拿著對方的身份信息去出租屋綜合管理所登記,弄清新房客是不是“治安高危人員”。
治安高危人員
譚軍自稱是“洗腳上田的農民”。幾年前,農村改成了社區,譚軍的身份也從農村居民變成了城市居民。不再務農的他,打理著深圳市寶安區民治街道50多套城中村握手樓的出租屋。
多年來,譚軍記不清招租過多少房客,這些房客的職業五花八門,從出租車司機、菜販、理發店員工到福田區高檔寫字樓上班的白領,甚至不乏拾荒者、擦鞋者。
最近幾個月,譚軍發現,社區經常提醒他招租時要當心高危人員,如果發現有什么可疑情況,要及時通報。街上慢慢出現了戴著“紅袖章”的人,其中不少熟面孔,有樓管員、社區工作人員。
一打聽,“原來是要開大運會了。”
沒過多久,出租屋綜合管理員主動找上門來。但他沒有太在意,“我們每套房子都交了管理費給小區管理處,治安的事情,自然由小區管理處和派出所來負責。”
一位綜管員對南都周刊記者稱,按照上面的要求,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對出租屋隱患進行排查摸底,登記造冊,整改有嚴重安全隱患的城中村出租屋等。
這是寶安區對轄區內出租屋掀起一場整治風暴的序幕。和其他房東、二房東一樣,譚軍被要求簽訂安全責任書。工作人員叮囑說,房子出租后,7天內必須到出租屋綜合管理站填報租客的信息,“特別要防范治安高危人員”。
今年元旦前,譚軍接到通知,說市里面要啟動“百日行動”,排查清理治安高危人員。業主和二房東要配合出租屋綜管部門和派出所的工作,核實房客的信息,房客的信息發生變動要立即更新。如果不配合,房東和房客都可能受罰。“這次是動真格的。”譚軍被提醒。
公開資料顯示,這項深圳市官方口中的“治安高危人員排查清理百日行動”去年11月初露端倪,其意圖在于“加快推進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建設,確保明年深圳大運會順利舉辦”。這一專項行動指向明確,就是排查清理在深圳市范圍內,具有現實或潛在社會危害性,可能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治安高危人員。
“百日行動”要求深圳市公安局各分局自即日起至大運會舉辦前,建立起“每天重點清、每周區域清、每月全面清”的工作機制,每天組織排查一批治安高危人員易于落腳的房屋、場所及行業,每周集中整治一個治安復雜區域,每月開展一次全方位大規模的清查行動。
“鐵帚”行動
寶安區出租屋密布、外來人口聚集,是深圳警方“百日行動”的重點區域。寶安警方很快就實施了代號為“鐵帚”的排查清理行動,譚軍的50多套出租屋也在排查清理之列。
南都周刊記者試圖聯系深圳市公安局,采訪“百日行動”事宜,截至發稿前,沒有得到回復。不過,深圳《寶安日報》3月18日一篇《“鐵帚”出動 強掃寶安》的報道,披露了當地警方擠壓治安高危人員的部分做法。
據報道,寶安警方每兩天開展一次清理擠壓治安高危人員行動。每次行動前,派出所打印出行動區域所有已登記的治安高危對象名單,據此開展精確擠壓。
譚軍聽他的鄰居說起過,仍然租住在轄區的治安高危對象,是“鐵帚”行動重點清查整治對象。
他注意到,除了警察,街道方面也行動起來。今年3月,民治街道成立了流動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工作領導小組。結果就是,他的出租屋受到出租屋綜合管理部門和公安機關的雙重管理。
就在上個月,譚軍所在社區一間出租屋發生了盜竊案,租客丟了一臺電腦。隨后,租客被要求搬走,一張“治安高危出租屋”的警示牌被貼在這間出租屋的門口,理由是該出租屋存在安全隱患,卻沒有監控設施。
轄區派出所民警召集業主和二房東召開了一次現場會,宣布了處理結果。“高危出租屋的牌子掛在那里,誰還愿意去租他的房呢?”譚軍感受到了震懾。
不只是民治街道,一街之隔的龍華街道,管理方對治安檢查不合格的出租屋也實施了鐵腕整治:如果存在重大治安、消防、安全隱患,或者居住滿30人以上沒有配備樓管員或保安員,或者發生入室搶劫或1年內發生3次以上入室盜竊的出租屋,都要掛上“治安高危出租屋”的警示牌。10天內整改未合格的,還將執行停水停電措施,房東要被罰款。
事實上,整治治安高危出租屋是整個寶安區整齊劃一的行動。4月19日,深圳市寶安區政府發布了《關于對出租屋實行嚴管嚴控嚴治的通告》,有諸多要求:從出租屋的視頻門禁、電子監控等防盜系統,到租客的身份證、居住證及從業證明等有效證明材料。
上述通告規定,一旦出租屋發生重大消防、安全事故和治安、刑事案件的,當事人將被追究法律責任。
房東的煩惱
在社區的公告欄里,譚軍讀到了這份措辭嚴厲的通告,后怕起來:“要是警察在我的房子里查到了‘黃賭毒’,那我的麻煩就大了。”
今年3月14日,寶安上南派出所抓獲一名販毒嫌疑人,并在其租住的房屋內繳獲一批制毒工具及少量疑似毒品半成品。隨后,警方以涉嫌包庇罪刑事拘留了該出租屋的二房東,查封了整棟出租屋,責令業主完善該出租樓的視頻監控、門禁及消防等設施,等到整改完畢后經派出所驗收合格后才能夠出租。
3月20日,寶安西鄉派出所抓獲三名賣淫女。警方以容留賣淫為由將業主、護樓員刑事拘留。同時,該棟出租屋被查封,住戶搬離。
除了刑事拘留,制裁還包括巨額罰款。一周前,民治街道的一位房東到房屋租賃管理部門繳納了54.2萬元罰款。因為未在法定期限內辦理房屋租賃合同備案,這位房東收到了深圳市今年個人房屋租賃的最大一筆行政處罰。
“管好了出租屋,治安就管好了一半。”民治街道一位出租屋綜管員介紹經驗。由于當地人口流動十分頻繁,每季度甚至有三成的人員在流動,這樣就只能依靠“以屋管人”、“以證管人”。
他舉例說,自從一起盜竊案的嫌疑人在其出租屋內被成功抓捕,轄區內盜竊案和搶劫案的發案率也降低了一到兩成。
“我們要集中查處一批違反流動人口和出租屋管理法規的案件,整改一批出租屋隱患問題,協破一批違法犯罪案件,抓獲一批違法犯罪嫌疑人,列管一批治安高危人員,最終達到管理有序、治安穩定的目的。”深圳市出租屋綜管辦有關負責人曾對媒體如此表態。
雖然心有不解甚至不滿,但譚軍不能不權衡利益得失。如果房客出示不了身份證件,譚軍斷不敢貿然將房屋出租。而這正是警方需要達到的效果,一位警員稱,“讓業主在通過房租獲利的同時,自覺履行監管出租屋的義務”。
但譚軍心里仍存疑慮,“如果房客有前科就不允許他們租房,或者頻頻上門去查,這算不算歧視和騷擾呢?”
七年整治
譚軍意識到,這座城市已經不再歡迎進城的農民群體和“問題人士”。
“深圳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對創造深圳奇跡的外來工,特別是低端的、邊緣性的外來工,應該多元寬容,用包容性的胸襟迎接他們。”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博士對南都周刊記者稱。
“不歡迎”的標牌,早在7年前就已經舉起過,只不過那次叫做“梳理行動”。 同樣龐大的規模,同樣疾風驟雨式的執法方式,同樣“一刀切”的處理方式。不同的是,“百日行動”是為確保大運會安全的安保舉措,“梳理行動”則是時任深圳市長李鴻忠履新后不久發起的一場城市管理風暴。
在2004年上半年的那場梳理行動中,譚軍村里的違建房屋被拆除,一些外來人口無奈離開,其中大部分是乞討者、拾荒者、養殖者、菜農、地下加工廠從業人員。這次梳理行動所涉及的流動人口在一百萬以上,相當于遷移一座百萬人口的中等城市,力度與規模之大,前所未有。當時有學者質疑,深圳市政府有意通過拆除違法建筑,一舉多得,達到讓逾百萬“不適宜于在深圳居住人口”自動遷移的目的。
公開資料顯示,4年前,深圳的“城中村”整治已經開始清理治安高危人員。
2008年3月,深圳市委辦公廳將《關于強化領導干部公共安全管理責任制的若干規定》(征求意見稿)掛在網上向社會征求意見。一個月后,一份對網友的答復披露:2007年,深圳市公安部門在全市范圍組織開展較大規模的統一行動15次,整治“城中村”227個,驅趕高危人員18381人,有效凈化了社會治安環境。
這份答復還稱,將進一步加大“城中村”管理力度,其中一個措施就是“繼續加強對‘城中村’出租屋的整治,驅趕高危人群,凈化治安環境。”
事實上,深圳并非這方面的獨行者。日前,廣西南寧警方正在排查清理治安高危人員,而北京大興去年4月率先在16個村莊試點封閉式社區管理,設門崗憑證出入,是為“封村”模式。
讓決策者始料未及的是,“有的人離開了,但更多的人又進來了。”譚軍說。如今,深圳已發展為有著15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其中外來人口1240萬,總人口還以每年100萬的數量增加,人口密度全國最大,而且每年在市內外流動的達30%。
在一些公開場合,深圳市政府官員時有提及流動人口的管理問題。據媒體報道,去年4月,時任深圳市副市長、公安局長的李銘說過:流動人口總量失控,具體管理缺位,是深圳治安的癥結所在。李銘稱,深圳至少有100萬無固定職業人員,“無業人員不清除出去,深圳沒有太平。我們也在爭取。深圳不是有立法權嗎?如果給我們依據,對3個月以上無正當職業的人,不租房子給他,請他回原籍。”
但問題是,這些似乎不受深圳歡迎的人,他們愿意返回原籍嗎?“他們不可能回到老家去。”劉開明判斷。
一位被視為“有前科”的人士也對記者表示,“被高危”讓他們覺得很沒有面子,在這個時候肯定不愿意回原籍。
讓譚軍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這些高危治安人員真的是危險分子,那么他們離開深圳,就不會犯罪?或者,他們就不再返回深圳了嗎?這個曾經的農民都深信:除非深圳是一座徹底封閉的城市,否則新的問題一定會出現。
“把人清理出去,就認為自己安全了,這不是鴕鳥嗎?”譚軍反問。
但是,他也成了擠壓甚至歧視“治安高危人員”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和深圳全市540萬套出租屋一起,牢牢鎖在這一鏈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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